或许，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双红利太强，使亚洲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没有转型经济模式的压力，也就没有动力从增长依赖外需改成靠内需。

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屠杀案（Boston Massacre）。那么，如果出现天灾人祸、战争、经济危机等，这些非经常性、长期公共项目开支怎么办呢？这就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

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由、民主、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通过法案，今后每年由议会从政府税收中拨款120万英镑，供皇家自用，但是有几个条件，第一，政府征税权必须由议会控制，国王无权决定。所以，民主的国家不能拥有财产、拥有经营性企业，至少不能有太多国有企业，而是让政府靠税收运作，政府靠每年的税收才能有钱花。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投资与投机交易都很活跃。这种乱局严重影响人们对美国前景的信心，挑战新合众国的命运。

当然，还有就是，皇家的开支继续由议会支配。之后，华盛顿采取边退边打的游击战办法，开始了跟英军长达四年、辗转南北的拖延战术。如果城市化对工业发展的带动性弱，工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就下降，工业萎缩，劳动力转移就更是个问题。

不仅仅是瑞典一个国家，发现新大陆后，大量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农业劳动力一下子转移到美洲、澳大利亚这两个最大的土地板块去了，白种人一下子就过去了，为什么后来会形成一个英语系国家，这点是非常清晰的。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城市化中的服务业发展自我吸收劳动或利用好人力资源优势，进行服务业外包来扩大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否则很难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全面现代化。中国城市化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特征，第一阶段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当时城市主要是发展工业为主导，土地要素都是计划划拨的。房地产本来就应该调整了，但这次为了抵御金融危机，出于对经济下滑的忧虑，我国再一次开始降低利率，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流动性非常高，中国可能是率先复苏的，大量国际资金可能又跑进来，这可能会推动整个资产价格再次高速复兴，有可能酿成比2007年更大的一次泡沫。

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从过去的占GDP的12%上升到2007年的22%，提高了10个百分点。城市化对工业有一定压迫，也是好事，能够让它们升级，促进创新，来推动服务业发展，使结构匹配，这是良性的。

很多学者研究亚洲崛起，认为低成本的竞争优势都是东亚经济起飞的法宝，而低城市化率才能保持着较低的税收、较低的社保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水平等，从而保持东亚的比较优势。这个模式使得整个资产价格上升速度非常快，所以在2007年我们看到了房市月供收入比高达80%，根本维持不下去，投资衡量的租价比低于了贷款利率，大家都呼吁住房要改革。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非常简单，对中国来说没有借鉴意义。日本采用了类似的模式，专门给年轻人建非常低成本的房子，降低城市人口的居住成本。

对于中国如何再次启动城市化，我主要关注两个问题。这就使得中部地区城市化模式的至关重要。这么多的公共支出都需要企业纳税，所以出现了2007年税务总局被迫回应国际质疑，回应中国的税负是否是世界上最重的国家之一。包括回龙观、天通苑，这两大块经济适用房非常成功，以约2500元一平米的价格提供了100万套住房，使得大量的年轻人，大量的IT精英能定居下来，其实是稳住了北京这个地方的特殊的创新优势。

中国这么一个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国家，一定要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只选择一种模式，肯定是一种混合型模式。

中国现在好在还有东、中、西，还有区域性成本消化和调整空间，如果把企业全部僵化在各种条框里，都是按照最好年景、最好的预期给设定，那碰到坏年景怎么办？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竞争提高社保水平、提高民生水平，心是好的，但也有为自己谋利的考量。拉美选择的是快速城市化。

从战略角度看，经济适用房模式必须是中央政府去选择，如果放任各个地方去做，这个事肯定做不成，地方政府自然选择的是香港炒房炒地的模式，其实是饮鸩止渴。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压力重重，在貌似灿烂的表象下，挑战可能来得一次比一次大。必须兼顾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是社保问题，还有城市运营中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大幅上升。随着市场化改革，中国在90年代是制造业的黄金期，这不仅是从表象看，还可以看政府的两个指标，政府的财政支出40%以上是用于生产基建，后来逐步下降，但仍然维持了较高的水平。土地的收入和房地产的快速扩张对政府来说是政绩，也是收入的重要来源。1998年中国取消福利住房通知书上说，中国60%的住房将采用由政府供给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想学新加坡，但很快就转入了香港模式。

这个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口漂移，失地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并直接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一个是税收，二是第二财政，就是土地的收入。

所以新加坡始终是亚洲高端制造业的中心，现在还是。这是拉美的城市化道路选择，这种选择使得拉美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后，一直处于停滞，即世界银行所称之为的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奇迹的经济结构特征基本上是制造业强，服务业弱，城市化率低，居民的福利水平低。大量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他们在年轻时在此地交的社保，可以维持或供奉这么高的城市社保。

再从城市的公共支出看，其中有很大一块是社保。从我们最近调研来看，一个企业从沿海转到内地，成本能下降30%-40%。原来是国家要求社会保障住房要达到60%，现在看上去做不到，我个人判断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就不错了。城市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支出成本的大幅上升 城市化首先改变了政府的基本收支结构。

中国现在达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已进入到了所谓的一个城市化的加速期和自我选择的时间窗，必须要选择城市化模式了。而且，这个成本还独立于任何的制造业、服务业。

同时，很多新的法规和制度抑制了企业的调整空间和成本弹性，会带来很多问题。否则的话，现在由于过度的希望重整内需，用贷款来维持高房价，高要素价格，短期内看有带动效应，但长期看，会引起两个问题，第一是挤占工业利润，第二，由于成本很高，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就会很慢，在这个时段，任何工业和服务业的竞争优势都与你的劳动力优势有关，若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要素价格抬得过快，会造成两者的弹性很差。

北京这几年的人才竞争优势与经济适用房是有很大关系的。拉美和东亚的城市化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不同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路径，对我们有启示意义的主要是两类：拉美和东亚。

我们2004年到俄罗斯去，他们很多学者担心俄罗斯已成为一个高度的资源依赖国，其制造业能力在严重衰退。从全球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看，基本上是沿着海岸线转移，因为海路运输的成本最低，中国先是沿着海岸线，到现在是沿着长江走，所以现在中部承载着从东部转移的产业。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混合的结构，既有公积金制度，也建些经济适用房，但这块实际上很少，各地方政府基本采用香港模式，所有住房供给交给市场经济。城市化是中国接下来经济长期增长的钥匙，如何做好，难度很大，里面的关键是政府转型，政府现在要转变为非常标准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据我了解，像深圳一个副局级的干部退休后能拿到七八千元。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不一致了，政府可能把这些成本转嫁到企业身上。

第一是如何降低城市化成本，并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中国工业、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这里又遇到到一个问题，就是中部地区又是中国的粮仓。

公积金制度，现在一听这个词，就知道是新加坡模式，公积金制度是从新加坡学出来的，它以居者有其屋的理念来推广。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才建立起现代的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家庭养老制，政府对福利支出都不多，比如香港1997年后才搞强积金，而其当时的城市化率基本上是100%了。